但政府严格控制货币的政策不会改变。
但接受采访的农民普遍担心：所得补偿，进城难以购房，或购房所剩无几。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类型：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者之间关系模糊。
愿意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是远郊、丘陵和山区的农民，以及年老体弱、希望得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方便的农民。今后政府在农民退地方面主要应该起指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价值交换，帮助农民获取应得的利益，并通过政府规定最低保护价，保障农民利益。由此可见，农民对退出承包地、宅基地持保守态度，政府也很谨慎。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一）土地立法先天缺陷现行立法对农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存在两个明确的缺陷：一是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二是权利内容残缺。从区县进度来看，合川、江津、璧山转户人数最多。
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好，重庆市财力雄厚，农民工办户籍退地时往往有工作。在家庭承包制度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可分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你说这句话时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公共知识分子也这么说，很多人鼓掌。
我们说成本，大家今天来这里听这个讲座的成本是放弃了最大的效用，未必是货币。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很多穷人他们也是年轻人，他们将来会变富的，会比站在台上的老师富裕得多，那是终生收入的概念。我们看很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他们不断地推出对经济有害的政策，关税、最低工资、物价管制，层出不穷。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和第二名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听不出来，差别是非常小的，但是一旦决出胜负，第一名出了唱片，挣大钱，谁还会记得第二名是谁呢？这是竞争模式。
有一些行业是很平均的，比如说会计，每一个会计基本上工资水平都是相当平均的，因为技能是标准化的。就像体重一样，体重悬殊程度如果从终生来看其实是很低的，即使是胖子和瘦子，如果是一刹那，可能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种推导说基尼系数很大，贫富悬殊很严重，要进行财富再分配。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计量度和计量方式。那我再问，我家里请一个保姆要不要大家决定，大家又理所当然地摇头不要。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民粹下面谈一下民粹主义。
但有时称选票、称读者来信，谁的声音大听谁的，这是政治的方式、非市场的方式。美国可不是200年，而是有400多年的历史。而政治市场、言论市场，因为成本接近于零，所以大家追求的是面子和感觉。而经济学不是研究这个，刚好相反，是好心人为什么会做坏事，自私自利的人为什么做的事会变成好事，一些好的规定、用心良苦的规定或者政策，为什么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假设社会上有3个人，收入分别是2、3、4，如果发生变化，成为1、2、8，有一个人的收入极大化，但是多数人的幸福都减少，这时虽然社会的总收益增大，但大家说不算。这个意见是怎么表达、怎么汇集的，在美国可能是选票、在印度是选票，在中国则是通过民意，通过人大代表或者是媒体等。
当然中国有一个民主化进程，路要走很长。首先是基尼系数本身的问题，它本身衡量什么、计算的方式是什么，它是用刹那间的收入来计算的，而不是用终生的收入，它是说此时此刻我的收入跟诸位的收入的比较。
有些人的收入一生是平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做了出租车司机，就开始赚钱了，这个时候收入要比很多还在读博士的人高多了，一开始在高位，但是一直都是这个位置，不会涨。有很多学者，甚至包括不少经济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们衡量贫富分化的一个办法就是基尼系数即使在国外，很多人也认为该指数不科学、不合理。一，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朱青介绍，老百姓一般是从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民生支出中直接感受增加的受益，其从政府的国防、经济建设、行政管理等项支出中的受益则不容易感受到。随后，记者联系美国福布斯编辑部，该编辑部的亚历山德拉·多蒂（Alexandra Talty）告诉记者：福布斯最新的税负痛苦指数是在2009年发布的，今年尚未发布税负排行榜。
按此标准，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1.7％，比上述国家均低。张斌介绍，国际上衡量一国税负高低，通常以宏观税负来考察，即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表示。
按照OECD统计口径计算，2007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36.0%、43.5%。这个说法是否属实？该排行榜是否合理？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税负水平？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可我们不同，只要达到某一条杠，就是一个税级，就得按这个税级交钱。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
因此，当一国财政的民生支出规模较小时，老百姓往往觉得没有在政府的用税过程中直接受益，会感到税负较重。焦点二：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可信吗？回应：税负榜单科学性较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按照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统计方法，各税种都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例如，2009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5%，则相应的痛苦指数为25，按照这个方法，个人所得税痛苦指数为45，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痛苦指数为49，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痛苦指数为23，增值税的痛苦指数为17，财产税的痛苦指数为0，直接加总得出中国大陆的税收痛苦指数为159，仅次于法国的167.9，名列全球第二。焦点三：中国税收负担全球第二吗？回应：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据张斌介绍，目前国内研究者将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来衡量：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税负分布不均衡，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相对较重。
朱青说，根据最近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与OECD统计口径相近）约为21.9％，与OECD统计的30个成员国2008年平均宏观税负34.8%相比，低了近13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税收收入59521.59亿，按照2009年GDP最终核实数340903亿元计算，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7.46％。
宏观税负关键不在于收多少，而在于预算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国际上统计宏观税负有两种口径，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国与之相近的指标是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
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这把尺子本身就不合理，以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数据结论自然是不科学的。一些人之所以感觉税负较重，可能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现阶段非税收入比重较高，政府收入的形式有待进一步规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赵欣舸分析：我们的税制结构有不合理的地方。朱青举例说，我国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但真正达到这个收入水平、按这档边际税率纳税的，即使在一些大城市也不超过纳税人的0.2%。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类：税收、强制性社会保障缴款、赠与、其他收入，中国与此相近的指标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一般而言，国际上的税制都是累进制，如果多得，多得部分将多收税。
（罗 彦 谢卫群 吴 云）（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部网站、IMF网站、OECD网站） 进入专题： 税负 。比如在2009年发布指数后，国外有评论说：把增值税和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加到一起相当于把升和立方英尺相加。
可见，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比较，中国税负水平不可能排在世界前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告诉记者，福布斯这种将最高一档税率简单相加的做法，问题不少。
目前没有足够的依据做出判断，究竟多高的税负水平是合适的。比如，有些北欧国家，宏观税负达到50%，但由于高福利，民众对高税负并没有太多意见。
